影响性个案更应避免程序局限性——以“昆山龙哥案”、“福建赵宇案”为例

                                                             事件背景:

       2018年8月27日发生在江苏昆山的“龙哥被反杀案”,公安和检察机关直接对案件作了正当防卫认定。2018年12月26日发生在福建的“赵宇见义勇为案”,2019年2月20日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以赵宇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向晋安区检察院移送起诉。2 月 21 日,晋安区检察院以防卫过当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下,福建省检察院指令福州市检察院对赵宇案进行了审查。于 3月1日以正当防卫对赵宇作出无罪的不起诉决定。 这两起案件的定性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并非没有争议,但案件结果通报后,符合民意,得到支持与共鸣,有利于鼓励正当防卫遏制暴力,但显然这两起案件也是有讨论余地的。

       以上两个案件是近年来具有社会影响并被广泛关注的影响性刑事个案,属于典型的舆论审判与司法审判相重合的案件。随着社会公众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主体意识也在不断觉醒,对社会的热点事件特别是热点司法事件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也在不断提高。上述案件虽然结果都比较乐观,但尚不能说是法治的胜利。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司法机关确实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传媒的监督功劳似乎应予肯定。但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威的信服并非是通过一味迎合而产生。

       “昆山龙哥案”与“福建赵宇案”显示出舆论审判与司法程序在结果上的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并不会甚至不应具备普遍性。从案件的整个过程来看,案件的处理程序与方式与专业思维存在差距。徐显明教授曾言,按照社会角色理论,专业出身的人是否具备专业素质,一个重要的参照方法就是观其是否具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社会角色意识,这种意识以其形成定势的思维作为表现形式,即进入某种专业角色的人总是运用专业的概念,专业的判断和专业的推理方法观察事物和理解事物。很显然,这种思维是专业的,也是需要抗通常思维的干扰的。

       “昆山龙哥案”亦或是“福建赵宇案”的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或有显示出专业思维、司法能力的变化。例如“昆山龙哥案”在公安侦查阶段做出认定为正当防卫的处理结果,并且在案件尚未移送检察院之时,检察院发声支持,并不合乎程序,有迎合舆论之嫌。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若侦查机关将案件进行充分调查取证后,经过检察院的充分审定并形成在法庭上对抗性辩论,法官在符合案件事实符合法律规定不受舆情约束的情势下作出独立判断,对案件的审理结论比如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并不构成犯罪进行充分说理,由此所释放出来的信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具宣导示范价值。当然,公安与检察未必不可作前程序的认定,但不宜只因舆论而启用相关程序。刑事办案程序以及刑事诉讼法理论近年来在不断的改革,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无罪推定”这一刑事理念。何谓“无罪推定”?尽管众人都认为被告人是有罪的,可刑事法官在审判前都必须假定其无罪,甚至恶贯满盈之人也可能因为些微的证据不足而被法官认定为无罪而释放。现有的程序设计赋予了公安和检察院的主要职能是查明案件事实,追求真相。虽然在上述两个案件当中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更具争议,但公安与检察在证据收集与事实认定上应具备足够的发言权,对于法律适用更应形成独立见解,而非受制于舆论。公安机关立案需慎重,撤案更需慎重。虽然在公安检察阶段以正当防卫认定从而使程序终结亦在法定程序之范畴之内,但经由舆论推动而在该阶段形成此项结论,亦显程序制度安排之局限性。

       在我国的司法环境中,民意不可否认的起到了很多的积极作用,比如因为民意的介入,推动了案件审判程序的升级,提升了司法机关的办案效率。但回顾我国的司法历程,身为法律人应当时刻保持警惕,避免司法因为过分迎合、依赖民意,导致司法程序被严重干扰。事实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浙江张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念斌案等冤案,都是在案件期初之所以被启动诉讼程序,均是受到了民意的不良影响,民意要求严惩“凶手”,司法机关又基于“命案必破”的压力,过度迎合民意而急走程序最酿成冤假错案。这样的极端或过犹不及的例子,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和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应该永远被铭记和反思。

       就现有反映的问题来看,如何形成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维护司法公信力,始终是一个重要命题。需要至少在两个方面多作思考:

       其一,提升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影响性刑事案件,正是由于司法工作人员法律素养上的差异性,导致案件实体或者程序上的不正义。司法人员应当不断提升法律素养,做到只对法律负责,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充分理解立法原意,积极运用专业思维,严格准确的适用法律法规。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应该保持中立,依据法律作出判决,不仅要独立于民众的干预,更要独立于来自其他权力机构的干预,只有如此才能够做到司法公正,也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的赢得民众的信任并且提高司法的威望。从而才可以不断的积累人们对司法工作、司法人员的信任。

       其二,理性对待民意。民意可能是情绪化的,民意具有影响案件实体或程序不正义的风险。但同时民意在某种程度上又能够纠正案件的不正义。因此,在强调司法回应民意的同时,又不能违背法治精神完全迎合民意,而应理性对待民意。因此,影响性刑事个案诉讼中应注重对民意的收集与归纳,培育理性民意,引导民众正确认识司法职能,使民众对司法职能有一个更为正确的认识,在不干扰司法的情形下,达到民意与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

       但无论法律素养抑或民意表达,涉足刑事个案,无论何种影响因素,主轴判断审定思维应是专业法律思维,因此在对待个案依循刑诉法所规定的程序推进案件处理时,应依专业判断运用相关程序制度,而非听命于其它压力。即便最后结论同一,但对于案件的示范性价值而言,其意义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