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告的法律属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商业广告的特点,依其路径是广而告之,受众不特定,覆盖面广,影响力大;依其属性,以引导受众消费为基本目的,在属性上一般定性为要约邀请。但是,该定性在许多案件的判定中并不具有唯一性。

                                                   案例导入

        2018年5月5日晚上,空姐李明珠下班后在郑州航空港区通过滴滴叫车赶往市里,结果惨遭司机杀害。5月8日警方告知家属李的遗体被找到,身中多刀。5月10日,滴滴公司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寻找一位名为刘振华的顺风车司机,其广告内容中有该条款:“因涉及重要事项,滴滴公司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寻找一位名为刘振华的顺风车司机。对提供线索的热心人,滴滴将视线索重要程度给予最高100万人民币的奖励。”5月12日警方在郑州市西三环附近一河渠内打捞出一具尸体,确认系杀害李明珠的犯罪嫌疑人刘振华。该起刑事案件在社会上引发了对滴滴出行平台安全性和规范性管理漏洞的一系列申讨,素不知,在这之外,还有一桩民事诉讼将滴滴平台的履约诚信力纳入了公众质问的视野。

       2018年8月27日郑州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救援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滴滴公司履行悬赏广告义务,支付广告中承诺的奖励。原告诉请认为,是自己发现并成功打捞嫌犯刘振华遗体上岸,在案件侦破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完成了悬赏广告中约定的行为,因此滴滴应当按照悬赏广告的内容向其支付报酬。滴滴公司则拒不支付悬赏金。

                                                              法律分析

       该案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关于悬赏广告的界定。悬赏广告的外观与商业广告相似,即采用广而告之的路径,实现广告人引导公众作为的目的;不同的在于,悬赏广告的法律属性立法上界定为要约,一旦行为人依照广告宣传完成行为,则可以要求广告人依其在广告中的承诺支付报酬。

       (一)主要立法依据

       关于悬赏广告的立法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如下: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悬赏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据此,首先,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被认定为是针对不特定人的要约,因此必须与完成指定行为人的承诺相结合,行为人与悬赏人之间的契约才能成立。其次,该要约需符合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①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适用于悬赏广告,广告内容或形式违反该条规定的,会被认定为无效,并直接影响行为人与悬赏人之间合同的有效成立。

      (二)悬赏广告的法律特点

       1、许诺的有偿性

       所谓悬赏,顾名思义,就是指用出钱或者奖赏的办法公开征求别人的帮助以完成自己难以完成的事情,按广告发布人的要求他人完成其指定行为,广告发布人就必须支付约定的报酬,这样才能保证广告者和行为人两者间的利益平衡。有偿性是悬赏广告与一般商业广告的共性所在,不同的是,悬赏广告在悬赏人与行为人之间促成的合意较一般商业广告更具约束力,这也要求悬赏人在发布悬赏广告时需综合考量各项条件、条款以及自身履行承诺的能力。毕竟,(经济)利益的平衡是决定行为人是否愿意依照悬赏广告导向进行作为的基本条件。

       2、行为人的不特定性

       悬赏广告是公开向不特定的人许下确定的承诺,只要行为人完成了其所规定的行为,广告发布人的目的即得以实现,行为人就应该享有获得报酬的请求权。悬赏广告利用了商业广告广而告之的形式,有助于向可能具有履行能力、且可能完成广告中要求内容的主体传送有效信息,实现其广告发布的目的。当然,广告这种路径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悬赏广告具有要约的约束力,一种确定性承诺面对不确定人作出,当行为人完成其指定行为,悬赏人必须支付广告中承诺的报酬,如果若干行为人分别或者共同完成指定行为,悬赏人也许会面临多项支付;所以,在设计广告条款时,广告人需要对行为条件、报酬条件以及适用情形、行为竞合等内容作详细规定,以降低或减少因行为人不特定因素带来的履约成本及风险。

       3、结果的确定性

        在主观上,悬赏人发出悬赏广告,是为追求一定结果的实现,其目的性明确、肯定且在确定期间内不可更改。在行为的结果性上,对行为人究竟是如何完成该行为的,悬赏人并不关心;只有当行为人的努力获得了广告中所指定结果的,悬赏人才需履行自己的承诺。换言之,行为人只要没有完成指定行为,不管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都得不到报酬请求权,广告发布人(悬赏人)也没有支付报酬的义务。目的的明确性是指挥确定性结果的一个要义,这也是悬赏广告区别于一般商业广告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诚信之外,合目的性是立法约束悬赏广告发布者意志的主要考量。

   关于本案

       第一,对于滴滴公司发布的广告,应定性为悬赏广告。被告人发布的广告条款明确了行为人的行为结果及报酬标准。可获报酬的行为为寻找及提供有关刘振华的顺风车司机的线索,报酬标准为根据“线索重要程度”给予最高100万人民币的奖励。该广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关于悬赏广告的界定。这是对本案进行定性和判决的基本前提,确定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

      第二,在郑州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救援队诉滴滴公司案件中,原告方按照被告人在悬赏广告中的承诺,搜寻并向打捞嫌犯刘振华遗体上岸,在案件侦破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帮助警方破案,完成了悬赏广告中约定的“提供线索”行为,且该线索直接关系案件犯罪嫌疑人,当属关键性线索。因此,滴滴应当按照悬赏广告的内容向其支付报酬。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判决滴滴公司向郑州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救援队支付100万酬金。

       第三,在庭审过程中,郑州红十字会水上义务救援队需提供自己完成悬赏广告所指定行为的证据。该救援队属于社会公益组织,与警方打捞搜寻履行公职的属性不同,应当明确打捞行为过程中自身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对案件推进的价值,以满足悬赏广告中被告所指定的行为结果。如前所述,结果性是悬赏广告对被告人产生约束力的必要前提。

        一点延伸的思考

       因商业广告引发争议的案件屡见不鲜,大部分案件指向广告“过分的商业吹嘘”,即有明显的、故意的夸大其词,作不真实的宣传,误导消费者。对于一般性的消费性宣传,包括护肤品、保健品等一般的消耗品、生活用品,此类夸大宣传会引发纠纷,有时甚至会在汽车、房产广告中也存在虚假宣传,如在房产广告中声称的“理想居所”、“置业首选旺地”、“升值潜力不可限量”等。但是,对于没有明确具体的质量指标,容易为消费者辨别,法律上一般定性认为属于正常的商业吹嘘,不构成广告许诺,广告主不承担民事责任。除非,在广告中有详细的指标,如容积率多少、得房率多少、一梯几户等,如果实际交付的标的物为满足此类标准的,将构成违约。关于房产广告的此类纠纷,在《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可寻明确依据。

        所以,广告的法律属性会随其在合同中相关条款中所居位置不同发生变化,具体案件的侦办要抓原则,也要揪细节。